国家不给予支持，西部大开发很难有效推进

我们认为，税制改革是一个过程，当时全国企业所得税率并不统一，西部地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实行特殊税收优惠

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基础较差，自有财力较弱，如果 国家不给予支持， 西部大开发很难有效推进。

2000年10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规定，提高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尽可能多安排西部地区的项目。

按照我国的投资体制，国家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构成，包括中央投资、地方配套和企业自筹三部分。一些地方为争取中央投资，在申报项目时承诺了配套资金，但等项目批准后，配套资金往往到不了位；有的地方搞“一女多嫁”，用一笔资金承诺多个项目。这样，项目实施后，往往由于资金不足，形成半拉子工程。考虑到西部地区这种情况比较突出，有一种意见认为，今后中央定的西部地区项目资本金全部由中央拿，地方不要再配套了。

我们研究认为，西部地区大都是“吃饭”财政，安排项目时，应当尽量减少地方需要配套的资金，中央多给些支持。但是中央的投资也是有限的，如果资本金全由中央拿，项目就会建得少，搞不好有的地区还会躺在国家身上。让地方参与进来，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设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也容易得到解决。因此，我们提出，西部地方配套的项目资本金，从以前的40%左右，降低到20%-30%。这个建议为国务院所采纳。

除财政政策外，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在西部地区新办高新技术企业，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后，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的特产品收入，在十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

出台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时，有关方面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些同志认为，税制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税率，不宜按地区制定差别税率。也有的同志担心，对西部的减免税政策，会削弱中央财政组织收入的能力。

我们认为，税制改革是一个过程，当时全国企业所得税率并不统一，西部地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实行特殊税收优惠。从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来看，美国开发西部，日本开发北海道，意大利开发南部地区，无一不是在税收上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另外，税收优惠每年减少财政收入也就是二三十亿元，但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西部投资，这样税基大了，会进一步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我几次与财政部门负责同志通电话商量，王春正、李子彬(都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兼西部开发办副主任)两位同志也多次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行沟通。经过反复研究，在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西部地区企业所得税实行15%的优惠税率。这一政策对吸引东中部地区企业、港澳台企业和外资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发挥了很大作用。

“抓两头”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

如果说大工程、大项目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浓墨重彩的大手笔，那么在西部地区实施的惠民工程则是润物无声的入春雨

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战略规划，必须要有骨干项目作支撑，否则很难得到有效落实。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家每年都要选择十几项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抓住这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大项目，就能从战略上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总体格局，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这些大项目还可以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扩大当地就业空间，提高科研技术水平，从而促进全面发展。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重大项目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大工程很多是基础性、具有长远意义的项目，建设周期比较长，效果往往要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同时，这些项目大都集中在重点城市及周边区域，对中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地区带动相对较少。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在生产生活中还存在很多实际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记得1996年，我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陪同江泽民同志到贵州考察，随行的还有省地市的党委和政府负责人。有一天来到一个贫困村时，村头两边站了许多人，我们走近后他们只是好奇地看着。等我们过去后，后面才传来了掌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村里的干部在和他们打招呼。

当时，我感觉挺纳闷。后来从村里的干部了解到，他们那里大部分地方没有电，即使有电的地方也很少有电视，所以村民们没见过国家领导人，也不认识省市领导，在他们眼中，领导就是村干部。在互联网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广播电视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便捷渠道。但在西部相当多的地区，广播电视还是一种奢求。

2000年，我在四川调研时曾看到这样一幅情景，有个村子买了一台碾米磨面的柴油机，因为没有路，车进不了村，只能靠几个人把它抬进村。当时，有些内参资料也反映，有的地方老百姓饮水十分困难，村民要走十几里山路才能找到水源；有的地区水质不达标，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问题严重；一些山区农村教育设施落后，校舍阴暗潮湿、年久失修，缺少教师，许多学龄儿童不是没地方读书，就是没钱读书；许多地方卫生医疗条件很差，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情况很普遍。

这种情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西部只搞大项目还不够，必须及时安排一批中小项目，解决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把西部大开发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根本目的落到实处。

对这个想法，大部分同志赞成。但是，有同志认为，西部发展的重心是经济建设，只有全力抓好大项目，才能加快经济增长；如果把资金投入到中小项目上，会分散对大项目的支持。也有同志提出，中央政府应抓好关系全局的大项目，老百姓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主要应由地方政府解决，中央给予指导和政策支持就足够了。还有同志担心，如果下力气组织实施中小项目，行政成本会很高，投资资金也不好管理。

这些意见在当时的背景下不无道理，但是不够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小项目的作用和意义。2001年，我多次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主任办公会和国家计委主任办公会，研究如何统筹重大项目建设与中小项目建设的关系。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在继续搞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同时，把民生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投资重点，分阶段解决西部地区行路难、用电难、听广播看电视难、饮水难等突出问题。

后来，我把这个工作思路总结为“抓两头”：一头抓事关西部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一头抓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项目。

2002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西安主持召开六省区市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时，我汇报了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设想，其中也包括“抓两头”的工作思路。江泽民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肯定地说，坚持为民谋利，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条重要经验。要把推进西部大开发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紧密结合起来，使各族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这样， “抓两头”成为西部大开发的 一项重要指导方针。

后来，从“四到”工程到“六小”工程，从“两基”攻坚到建设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一系列惠民工程的陆续实施，使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了大幅提升，解决了一大批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如果说大工程、大项目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浓墨重彩的大手笔，那么在西部地区实施的惠民工程则是润物无声的入春雨。

[责任编辑：Jack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