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在深圳举行。会议将本次论坛的主题定为“全球金融危机中资本市场制度变革与基金业发展”。
深圳一家基金公司员工说：“听完他们的讨论，感觉基金行业的变革迫在眉睫。”国联安基金总经理徐小松说：“中国基金业的制度优势已转变为制度劣势。”
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也疾呼：“是时候（改革）了。”
“我要股权！”
“最早一批20多名基金经理只有王亚伟还在基金公司，不是我们不正常，而是王亚伟不正常。”说这段话的人来自重阳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李旭利，他是原交银施罗德的明星基金经理。
这段引起在场人捧腹的话也道出了基金业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人才”。2009年，基金业人才的流失速度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快，11月份，5名基金经理离职，10月份平均两天就有一名基金经理辞职。截至11月底，行业150多只基金发布了基金经理离职公告，占年初基金数的34%。
离职现象还在继续。
“现在12月份了，我在想把年终奖发完不知道谁又要离职了。”博时总经理肖风道出了管理者的顾虑。而他自己也说：“现在的机制不足以支撑一个人在基金公司干20年，包括我自己。”
此前采访时，招商基金总经理成保良就发出了自己担忧。基金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留住人才。
在基金公司，资金不是最重要的资本。肖风介绍，博时基金成立后，只动用了几百万资本金。公司最重要的资本是人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投研人员有机会做自己事业，而选择离开基金公司。
李旭利这名“过来人”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基金经理频频“公转私”的原因。“基金经理一年的报酬大约100万，如果我有1000万元的资本，每年获取10%的收益，我就不需要在基金公司了。”
而李旭利也明白，基金行业是以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基金人才的流失将是对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的伤害。
因此，在基金行业探讨制度性改革的时候，基金从业人员不约而同将吸引人才的机制改革提出。
李旭利给出的办法是股权激励。现有的《基金法》不允许员工持有基金公司股份，但李旭利反问：“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基金公司的股权卖给外国公司，但不能卖给中国公民？”他称：“如果没有股权，我是不愿意长期干下去。”
李旭利在加盟重阳之后，发行的重阳三期产品募集资金高达11.5亿元，这让公募基金感到震撼。也让博时总经理肖风感到行业的危机：如果私募将来能做到50亿元、100亿元，这是个人的事业，那么谁还愿意呆在公募？
“市场化！”
“新《基金法》立法的根本原则要突出市场化。”法学硕士出身、有证监会和多家基金公司工作经历的现任国泰基金总经理金旭说。
《证券投资基金法》中，立法的原则通常会习惯性地讲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基金所有关系里面所有的合法权益。但基金行业自身的发展被2004年那部《基金法》限制良多。
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举例，耶鲁大学的基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收益率不错，但该基金有70％的资产配置在非公开市场中。其中有20％多的实物资产、20％多的绝对收益资产、还有20%多的没有流动性的资产。肖风认为，这得益于该基金资产配比的范围比我们的（基金）广得多。但由于《基金法》的限制，中国的基金公司只能投资于公开市场，如股票、债券等。
而近年来，市场对基金同质化的批评声音越加增多。肖风称，如果非公开市场投资也被纳入法律允许范围，基金公司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创新产品。肖风认为，原有的基金法规同实际需求已经不是细节上冲撞。
因此基金业提出了市场化。
但恰逢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进行监管修正。美国普信集团董事总经理、美国基金业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林羿介绍，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对共同基金和私募基金制定了多项监管措施。
于是在国内也形成争论，是进一步加强监管还是继续市场化改革。
原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给出了自己的想法：“中国的特点和美国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政府管得很细，怎么强化监管？”
他说：“这就遇到一个问题，你不管的管得很细以后，市场就是去效率。”某个批准程
序从基层到主席批下来，然后再到国务院，还有发改委，这么转一圈得半年，市场不知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刘鸿儒说，这种审批带来的最大问题跟不上形势变化，特别是国际经济形势不等国务院、不等中国特色。它发展得很快。“你就跟不上，有利的时机都失去了。”
金旭认为，不管是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市场外围和内核的条件下，中国基金业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被开发或者是被严格限制发展，而不是一个过度自由发展的状态。对于政策的监管者、政策决定者和立法者而言，必须坚持放松管制，必须坚持适度放开整个基金行业的多元化的竞争，包括基金方式的组织形式，包括基金不同的发展模式，包括产品和组织架构上的、运作模式上的。
证监会副主席姚刚表示：“实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监管部门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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