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迷局

　　在当前的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这两个“高危”的领域中，政策取向摇摆不定，经济大起大落的风险陡增

　　地产投资和政府投资同时减速，原本是政府刻意期望的政策效果。毕竟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1.9％，仍有经济过热的风险。不过，房地产、政府投资两大经济引擎减速，出口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是否将形成经济周期的逐级下行？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高辉清告诉本刊记者，“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意料之中，降幅也可以接受”。他认为，考虑到外需回落、通胀压力减小，到年底政策要放宽松一点。

　　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面前，当前的调控政策有如走钢丝；比之经济现象本身，不明朗的政策前景更加让人迷惑。

　　国务院4月17日发布《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即所谓的房地产“新国十条”，措辞严厉，尽显中央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但政策并未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政策的具体落实还要看地方政府的配套细则。“现在没几个地方政府出细则，都在拖。如果房地产掉得太厉害，地方财政收入跟不上，他肯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张汉亚研究员说。

　　上述天津市发改委官员则认为，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房地产的问题核心是解决低收入居民住房问题，建廉租房。不能打压整个房地产市场。“现在没区别对待，整个往下打。如果房地产市场弄垮, 企业资金链断了，就不好救了。”

　　或许出于对经济转向的担忧，虽然房地产调控政策仍然是雾里看花，但去年下半年以来受信贷制约开始放缓的政府投资，最近却有调整迹象。

　　房地产调控新政“满月”之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13日-14日在天津考察时提出，要“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既形成调控整体合力，又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始终合理把握政策力度”。

　　此后，有分析人士认为，原本趋于收紧的信贷和投资政策可能会进行微调。而随后，政府投资项目的密集下拨、城投债和地方债的快速批复，似乎印证了这一看法。

　　财政部5月14日公告，中央财政已向四川、甘肃、陕西下拨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248多亿元，重点支持灾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防灾减灾、产业重建等方面4000余个项目恢复重建。至此，中央财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提前半年全部下拨。5月上中旬，国家发改委向陕西、四川等省份下达粮油仓储设施项目201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中央投资开始加快下达各地。

　　5月初，鞍山、鄂尔多斯、抚顺等地的城投债相继获批，成功发行。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一位参与城投债评级的分析员告诉本刊记者，“城投债其实年初都报到了发改委，一直压着没批。最近一放就是十几家。”

　　由中央政府代发的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也已划分至各省、市、区及计划单列市，发行随即启动。据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5月25日-5月31日，四川、北京、山东、福建等十省市人大相继召开常委会会议，根据财政部核定的发行规模，通过了2010年地方政府债券收支安排预算调整方案或草案。

　　财政部经建司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其实地方债发行方案早已准备好，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这么高，政府哪敢再加快投资。”

　　“房地产投资降下来，必须要有所补充。”张汉亚说，“今年总体是控制新开工项目，保证在建项目。而去年一些在建项目，就差地方的钱还没到位。所以，还是会给地方融资平台一定宽裕度。”

　　2009年12月29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981个扩大内需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和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央扩大内需项目中，有90.07亿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尚未落实到位，占应配套资金总额的45.58％。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高辉清认为，年初城投债、地方债发行节奏放缓，已经权衡了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风险和经济下跌的风险。“但‘4万亿’不能出现烂尾工程。因此只是控制节奏，而不是完全堵死。”

　　去年年初以来，观察人士不断警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蕴含的信贷、财政风险。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议上表示，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占一般贷款余额的20.4％。而这7万多亿的贷款不少以政府财政收入作为抵押，背后是政府的信用担保，对应项目是否有偿债能力令人存疑。

　　不过，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当前政府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 对经济推动作用极大。以当前经济8％以上增长，财政收入动辄增长“30％”，再加上“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这些债到今后还的压力是很小的。

　　“1998年到2004年一共借了1万亿元国债，2007年和2008年每年财政收入增加部分就是1万亿元。2009年也增加7000多亿。只要经济上去就行。财政收入和GDP同时快速增长，还债不会太困难。”张汉亚说。

　　哈继铭则认为，当前的政府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而非增加产能，和1998年之后的政府投资类似。而1998年之后的十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没出什么问题。不过，他认为，要想基础设施发挥效用，必须私人部门、民间资金放松管制，民间资金渗透到实体经济当中去，利用基础设施的便利性。

　　令人不解的是，决策者自始至终没有动用宏观调控的常规武器—加息，反而是其他各个政策部门纷纷大显身手。但其效果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在当前的房地产与地方融资平台这两个“高危”的领域中，政策取向摇摆不定，使得经济大起大落的风险陡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