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对城镇化的表述正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此次会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自2008年年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决策层再次将城镇化提上议事日程，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城镇化将接替工业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核心战略。
除了大量的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国城镇化背后酝酿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对CBN记者表示，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城市消费在GDP所占的比例将从2005年的25% （或3.9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25年的33%（21.7万亿人民币）。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的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也建议，要把城市化作为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和政策着力点。
相关资料显示，如果中国每年转变1%的农民的社会身份，将会有2800万农民进城定居，1800万人相对稳定就业，从而带动国内消费，拉动内需增长。
硬币的另外一面是农村消费能力不足。多个部委从去年底启动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等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但是相关数据显示，受限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这些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
截至11月1日，全国各中标家电企业实际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787.78万台，销售金额共计508.41亿元，这与此前所设的“全年拉动千亿元内需”目标仍相差甚远。
而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全国中标企业发货量累计6587.51万台，这意味着还有接近3800万台产品成为流通渠道中的库存。
从此次会议释放的信息和表述方式来看，决策层选择了由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定居的分散城市化模式。
刘福坦认为，在“十二五”规划中应当加速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等中小城市扩容，以农民工作为转化身份的载体，加速进入县城和地级市。
之所以选择农民工，刘福坦认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承担了产业职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身份关系的转化，而城市化的核心在于“市”而不在于“城”，城市化要求工业产业人口的集中。
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也被认为直接指向农民工等流动人口，许多专家指出，很多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都已经和农村没有直接关系，应将其优先纳入转换身份的群体。
而中小城市也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一位专家表示，和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城市化收益更高。“将100亿元投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如果投到一个中小城市可以起到脱胎换骨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今年年中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也认为，上一轮的城市化是从农村工业化开始的，小城镇最先获得了动力，而新一轮城市化也必须从小城市恢复活力开始。
截至2008年底，我国农民工大约为2.25亿，其中有1.5亿是异地流动的，带来留守儿童、妇女及老人等沉重的社会代价。
但是选择这种分散发展的城市化模式，可能会带来耕地、资金和能源消耗等诸多压力。
这份报告预测，在最坏的情境下，耕地面积将减少20%，对能源的需求也将从60QBTU（1000的五次方英国热量单位）增长到123~142QBT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