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调节对策

余斌等学者也相应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收入分配改革建议。

余认为，改革的路径，应该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政府支出结构调整三层面入手。

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方面，除继续完善最低工资等制度外，主要是通过加大对劳动技能和在职培训等的公共投入，提高劳动力价值。

同时，他们建议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放松对城市公共事业的管制，缩小行业差距。余直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全民保障性资产，“其经营或出售取得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

增加财产性收入也被提及，“在农村，关键是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户分享土地升值收益；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系的改革。

在二次分配领域，改革税收制度和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性支出。他们建议，个税征收应按照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原则，来设计税率；同时应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适当调整扣除标准，并考虑地区差异。

在企业所得税征收方面，则应对利于就业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垄断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实行特别税收。

此外，他们建议，适时开征不动产税，将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三税合一，税率与单户面积、价值和容积率等挂钩，采取累进税率。

“在条件具备时，还要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特别消费税，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余斌说。

在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方面，他们建议提高两个比重：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及政府消费占GDP比重。

与之相关的是，他建议政府创新准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从“一线”退下来，将一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尽可能向民营资本开放，从而减少政府支出，将节约的资金，更多投向三项支出。

重提城镇化

正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城镇化重要地位，在国研诸学者的调研中，也看到“城镇化”对提高消费率、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作用。

金三林介绍，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约1.32亿人，若假定其中的20%变成市民，并达到城市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则2007年居民消费总额和GDP将增加2268亿元，经济增长率能提高近1个百分点。

同时，在人多地少的现实面前，今后城镇化的农民还将不断增加。国研学者刘培林测算过，假定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7%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6%左右，即城镇总人口将达8亿左右。

由此，推进城镇化战略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打破城乡户籍及福利待遇藩篱，成为必然。

刘培林等学者建议，在城市发展战略上，今后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思路依然要秉承，不可偏废。

在城市群布局上，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发展潜力看，未来我国人口应更多地流向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

“由于土地约束，沿海和东北城市群空间已经很小，应走集约式发展道路；中部地区则可以空间适度扩张和人口聚集并举”。

一系列配套改革也被提及。刘建议，“十二五”时期，政府应该重点解决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社保体系的全国统筹问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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