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这个名字，想必会唤醒不少人对大学时代《宏观经济学》教材的记忆。作为最常被引用的经济学家之一，布兰查德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部度过了大部分学术时光，在金融危机最为深重的2008年，布兰查德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一职。日前，在IMF“亚洲21”会议期间，布兰查德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
第一财经日报：你如何看待世界经济“二次探底”风险？
布兰查德：我们的基线（Baseline）判断是，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我们对全球经济在2010年和2011年都有超过4%的增长率（预期），这显然不是“二次探底”。
不过，这是我们的基线判断，当然存在下行风险。如果出现如下情景：欧洲财政和银行问题持续恶化，继而出现银行破产等现象，那么欧洲有可能会出现经济“二次探底”，发达国家出现“二次探底”，发展中国家会随之受挫。不过，这看起来更像是小概率事件。
日报：你曾作出央行应当将利率保持在更高水平的建议。危机前，世界各国利率过低，致使在危机中，各国政府操作空间有限。虽然在目前情况下很少国家有能力提高其利率，但从中期和长期来看，我们是否会面临高利率的“新常态”？
布兰查德：我在论文中确实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不是央行官员，你需要咨询央行人士看他们是否会考虑我的建议。
日报：IMF将中国2010年经济增速预期由10%上调至10.5%，中国国内预计2010年全年经济增速将呈现“前高后低”趋势，全年在9%左右；面对下半年增长趋缓的预期，你觉得中国政府会如何行动？
布兰查德：预期是针对全年的，所以数字比较高。我不确定中国政府是否想要达到10%的增长，我想如果是处于9%~10%之间，就应该不错。我对中国的预期始终是乐观的，IMF判断认为中国的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在未来，由于“存货周期”的缘故，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会慢慢消退。但中国来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内需很强劲，消费需求在增长。我想，中国政府如果认为增长会放缓，就可能会维持较高水平的政府公共支出，如同在2008年和2009年做的一样。当然，总体增长不会像过去那样高，但是经济运行还是不错的，我们并不忧虑。
日报：目前中国国内对于在经济增速放缓，而资产泡沫存在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的滞胀前景多有忧虑。你对此怎么看？
布兰查德：勿需担心。9%的增长率肯定不是滞胀，目前中国的通胀还很低，目前的确在一些市场上存在价格攀升问题，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显示了掌控力与降低房地产价格的决心，我不觉得中国会出现通胀问题或者大的泡沫，所以我觉得“滞胀”不是形容目前中国经济的合适用语。
人民币应升值超过3%
日报：中国正处于转型之中，由于一些中长期风险的存在，没有人可以确保中国安然度过该转型期，并避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由于工资成本等问题，中国就有可能在中期丧失其竞争力？你对中国的中长期以及短期经济增长前景如何判断？
布兰查德：我想中国应该接受一个事实，如果生产力要更强，就需要升值：这意味着中国要更多地考虑国内需求。做到这一点有很多方法，但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允许人民币升值。当然，还有一些不那么好的方法，如，允许工资通货膨胀，不过这对于中国来说也许也是可取的，因为中国现在希望重新进行产业布局的调整，更多考虑国内需求。
现在中国亟须处理的问题包括调整结构、增加消费需求、降低企业存款、根据国内需求重新进行产业布局等，人民币升值就是这其中需要做的一件事情，1%或者3%的升值并不足够，要比这个升值空间大，升值的幅度和速率则取决于出口的发展以及内需的发展。从中期看，“元”需要实现比现有升值更大的升值空间，大大超过3%。
日报：有些人建议，中国汇改参考的一篮子货币可以是特别提款权（SDR）篮子货币，你对此怎么看？
布兰查德：首先，从与美元挂钩到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举动是件好事，其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民币需要对美元和欧元同时升值，需要对你能想到的任何货币篮子升值，不过如何做，这应当是中国当局的决定，不过我不认为应该参考SDR货币篮子，这是两个彻底不同的问题。
宏观审慎
日报：对于美国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你认为是否过于宽松，还是有过分监管嫌疑，给金融业留下了狭小的创新空间？
布兰查德：无论是过于宽松还是过于严厉，如果一半人认为过于宽松，一半人认为过于严厉，就说明尺度可能正好恰当。
我想我们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情况非常复杂，当然存在产生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风险。我想“试水”某些政策，然后修正，可能是唯一能走的路。目前我们还无法得知所有的后果，但这确实是比较合理的第一步。
日报：在宏观审慎政策方面，英国央行下设立了专门机构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美国设置了独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这样的监管架构能否解决问题？在此方面你对中国有什么建议，我们是否也需要类似架构，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布兰查德：很明显，我们需要后撤几步；同样明显的是，宏观政策远不止于调利率——对于这个观点，中国同行不会感到有什么惊讶，可是在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以往就仅仅变成了调利率。
我们从中认识到的一点是，宏观政策应当综合使用所有工具：利率、审慎监管、约束信贷增长、约束贷款/价值比率（Loan to value ratio）等。因此，概念性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拥有所有工具的权力当局，但经济的答案则是将上述工具赋予央行。
日报：这会影响到央行的独立性。
布兰查德：这里就加入了政治的含义，如果央行拥有太多工具，那么央行也会拥有很大权力，因此政府也就不太愿意赋予其独立的地位。因此好的解决方式可能是某种妥协，或者是类似目前美国的情况，或者与英国的方式接近，即协调使用常用的宏观政策工具（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等）和微观审慎监管工具，重要的是要找到能够协调的架构。两个彻底分开的行政当局，显然是一个坏的决定，如果在微观审慎监管中能够体现央行的参与，就会好一些。目前，所有的国家都在探索之中，重要的是找到在微观审慎和宏观政策两套工具间能够实现协调的架构。
日报：在危机中，我们讨论到反周期监管和所谓“大而不能倒”的问题，解决了“大机构”，是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一些人士认为，小机构一样可能造成灾难。美联储“抓大放小”能否解决问题？
布兰查德：不能。我认为金融系统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大而不能到”，在解决大机构/银行问题上，使用良好的清算和清算方式，可以降低政府救助的概率。不过即便解决了上述问题，金融系统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过度偏好风险，评级机构的不当所为等等，上述政策只是需要实施的政策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