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为何会被妖魔化？我们究竟需要怎么样的二代？怎么样的二代才称得上是“有为”？两代之间如何形成共识？带着一系列的问题，在一个秋日的午后，记者走访了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对二代传承颇有研究的戴明朝博士。

二代应当更胜父辈

戴明朝博士在与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交流中发现，经济学和管理学知识主要是舶来品，两门学科的评价标准也都是西来的，但是中国人有着独特的管理学智慧，创业、守业、管理亦有着特别的初始文化基因。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国有文化投资集团工作多年后，他选择了交大海外学院。在这里，他更系统地思考民营经济尤其是家族企业的出路问题：“过去无非有两条道：一是企业转型为公众型公司；二是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重新思考的触媒是王均瑶事件。它使我开始思考，有没有上述两条道路之外的第三种选择？那个时候，社会舆论偏向于认为家族内部接班是落后的企业制度，但相映成趣的是，企业掌门人都希望基业长青，偏向内部人接班。如果要两者兼顾，最后落实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人做家族企业，既能肩负社会责任，又能同时掌控家族企业。”

戴博士认为，很多人反对家族内部人员接班，背后的担心其实可以归结为对“管理的有效性和组织的开放性”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家族接班容易导致人才使用的天花板效应。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对“富二代”的不信任，也放大了这一问题的影响面。于是，问题就转换为“社会为什么对‘富二代’如此不信任”？戴博士在大量的接触基础上得出结论：“其实从总体上来说，二代群体无论是眼界、起点还是资质都优越于他们的父辈，当然在闯劲、勤奋、敢为等方面略逊。坦率讲，仅仅考虑是否接班容易导致问题窄化，只有我们把问题转化为如何‘超越父辈’，将三十年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民营企业推向品牌化、国际化、内需化，才更加符合时代趋势和人性需要。”

二代为何被妖魔化？

二代为何会被妖魔化？戴明朝博士分析了三点原因。

第一，缘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评论标准。人类学家有一种观点，将人类社会分为前喻社会、同喻社会和后喻社会。在东亚普遍为前喻社会，强调历史和经验，“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它的落脚点是强调上一辈，常见的论调是九斤老太式的，无论是上一代看下一代还是社会看下一代，都习惯于趋向“一代不如一代”。其实，父子是客观的中立的两双体，前喻社会习惯以父评价子，但是现代化社会，每个人首先是你自己，以独立的个体承担责任、追求幸福、实现自我。不仅是他们做好准备了没有，而是全社会是否做好了准备。二代不认为自己是二代，他们希望拭去自己身上的二代符号。社会评价标准没有转变过来，不是关注其本身，这是二代被妖魔化的根本源头问题。

第二，中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机会不均等导致的社会差裂。在大众的理解上，缘于优先占有的社会资源——甚至多少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地方——不仅在一代中分野明显，而且通过代际传递继续扩大，在转型期的社会舆论就容易成为情绪标的。因为，二代天生拥有更优越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事实上挤压了其他人成长的生存机会和发展空间。这是二代被妖魔化的社会基础背景。

第三，当然，最引人瞩目也不容否认的是，二代群体中有极少数表现欠佳。比如，自我膨胀，有恃无恐，甚至恃财、恃势傲物，极度张扬。这成为社会妖魔化最根本的触媒和集聚关注的焦点。

目前主要问题

戴明朝博士告诉记者，现在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并非是二代的素质问题，而是二代接班意愿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辈没有将接班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进行，最终造成了二代“不了解”、“不融入”、“不接受”家族企业的后果。

其次才是接班能力的问题。两代风格是否融合，能力结构是否融合，都是接班过程中的困难所在。父辈相对粗放型的传统管理模式与二代受到的教育、接受的资讯有着时代的强烈冲突和矛盾。加之，企业组织结构本身有着升级和调整的要求，这放大和加剧了二代接班的困境。

戴博士认为，这和国内没有系统、自觉、持续的二代教育不无关系。国内工商教育，集中在成熟的国民教育体系，按职业经理人模式来教育。完整系统的二代教育才刚刚起步，不能为两代人提供支撑，也未能提供适应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素质的培养和领导。

我们需要怎样的二代

在戴明朝博士看来，二代面临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兼容的、复杂的、共生的时代，如果二代按一个标准框框来成长培养，不是时代的希望，而是社会的悲哀。

但是他认为，二代应有的共性特征是可以描述的。二代首先要具备的是责任。以前谈到责任，更多的是涉及对社会、对家庭、对企业的责任，其实首先应该是对自我选择的责任。他要有一种能够为自己负责、支撑自己选择的能力和信念，能自主选择一种不辜负自己灵魂的生活，能有意识地过一种有原则的生活。

其次是尊重。他能够去尊重民族的传统，同时也能够越过民族直向整个人类的传统。任何革新都是传统的再造。他们既有自我尊重的强烈诉求，特别是尊重不一样的生活和思考方式的能力和品格，同时在他们的世界能够为自己和他人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信念和准备。

再次是优雅。在中国的历史上，富者、贵者大凡优雅，这种传统在近代被打破。中国人经过最近三十年的沉浮，需要这批人倡导优雅的生活方式和心灵素养。他们能看懂不断变化的社会，引领时尚的潮流，穿透各种乱象看到事物的本原，又有从容面对人生际遇的智慧，有意识增进这种时代的从容感和优雅感。中国的GDP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位，发展速度跑得太快，需要等一等灵魂。谁能率先静心，聆听灵魂的脚步？二代有这个条件，从容优雅的远见、定见。如果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企业家形象还是一代，如果中国的官员形象还是传统模板，在国际大众的印象中，就仍然会停留在暴发户的形象、传声筒的形象。这就要求受过较为良好教育、有广泛国际交流的二代，来重塑优雅。

二代该有的财富观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三代仿佛是一个魔咒，让很多民营企业、家族企业心怀戚戚。在戴明朝博士看来，“富不过三代”一方面有其真理性。“因为企业是有机体，任何组织和财富都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会衰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生命现象。这提醒为富者更多地去思考财富的品质和财富的传承之间的关联度。人性负面性的要素，如骄、奢、淫、逸、恶、傲、懒、贪、痴、嗔等都是腐蚀财富的利剑。另一方面，仅从财富本身而言，今天可以借助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手段，实现“富”过三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有可能。换句话说，财富过三代不难，但要让一代缔造的企业组织本身，熬过三代仍卓然傲立，难。当然，这其中也有概率性的问题。社会财富的安排中，财富的机制是流动的。

当然，如果从全局系统的观点来看，社会财富的流动性本身对社会也有它正面的意义，这样才能实现总体上机会均等化的可能性。开玩笑说一句，如果所有的基业都长青，那“穷二代”、“农二代”不是就更没有出头之日。一如乡间谚语所说，“龙生龙、凤生凤，生得老鼠只能打地洞”。但是我们说，即便富不过三代，也相信二代中会有相当一批人，能够实现将更自觉、更平等、更德性的财富传得久远些，更久远些。

那么在三代中，二代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该具有怎样的财富观呢？

戴博士认为，二代首先要具有自觉的财富观。所谓自觉，包括取和用两个方面。一是所有财富的获取和支配是有原则的，二是尽可能地克服非理性的、冲动型的、炫耀性的消费。

其次，是有品质的财富观。这是更高一个层次，即在获取财富时讲“道”，在支配财富时发挥最大效应。特别是这个效应的评价机制主要不针对自己，而是针对社会总体的最大效应——包括自我但不限于自我。

再次，是有德性的财富观。无论获取、支配还是分享财富时，都能尽最大可能地体会财富对弱势群体的边际效应。100万元对自己带来的幸福快乐与100万元对需要的人解决的问题做对比，在幸福的共同感上，创造最大幸福公约数。

最核心的根本是，要有将非物质财富的东西看得比财富更重要的心灵财富观。可见财富是人类财富的一小部分。衡量成就、掂量成功、体味幸福，不以财富为标准，是为更高意义的财富观。

完美过渡基业长青

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理想状态的过渡是顺滑的、无缝的，但事实是这一过渡肯定会有摩擦和沟通不畅。因为两代人的经历、出发点、目标都是不一样的。过分地追求理想化的过渡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没有斗争就没有统一。我们应该追求一些办法把分歧控制在一定的容忍度内，不应该影响两代人正常交流。有没有可能实现完美过渡？有！但是这就对二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此，戴明朝博士总结归纳了四点。

第一，二代要有一种非常好的倾听美德智慧和出色的沟通技巧。既要能够洞彻一代基于亲情背后的智慧考量，又要在技术上确保两代之间“speak out、listen、be heard”的良好沟通机制。最好的方式不是让自己显得有理，穷追一代的逻辑和认识缺陷，而是找到让上辈自己发现问题的方式方法，让其自觉做心理上的退让和调整。即古人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第二，二代要有凝聚共识的能力，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当意见A和意见B相对立的时候，二代要能提供一个意见C包含A、B意见，提供框架方案，打造共识，包容异见，引领时代；当实在无法达成共识，二代要有勇于决断的能力，局部争取的能力，探索检验的能力，去改变世界、改变规则，重新缔造共识。

第三，二代要善于借助于非职业性的技术和手段，借助于第三方比如教育机构、咨询机构和长辈的朋友圈中人的力量和智慧，进行两代良性沟通。

第四，二代要培养自己的胸怀，把分歧和孝道有效区分。主动放弃争执，以情化理。就像毕淑敏所说的，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亲情的地方。二代的最终目标不是证明长辈错了，而是得到长辈的认同和接受。

戴博士最后指出，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和自觉，既要二代自己努力学习、长于思考，也要教育界更加系统全面地提供针对性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