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申屠青南深圳报道
三位证监会前主席——周正庆、刘鸿儒、周道炯昨日在“第四届中国(深圳)国际期货大会”上建议,加快期货立法,推动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他们认为,发展衍生产品必须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并优先大力发展场内金融衍生品。
周正庆:加快期货立法
原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正庆建议,加快期货立法,推动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他表示,期货市场的全面快速发展,客观上需要更为完善的法治环境和法律保障。
周正庆介绍,《期货法》的立法工作在2006年已经启动,并且纳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两年多来,立法小组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和修改。
他表示,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发展方面的深刻反思,其中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在推进期货立法过程中吸取:
一是要坚持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美国金融体制缺陷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得比较充分,在危机到来时难以有效掌握市场整体情况和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二是立法要具有前瞻性和一定的弹性。立法既要为期货市场创新预留空间,又要充分防范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
三是要做好《期货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在金融市场一体化全球化情况下,风险在金融市场各个子市场之间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更为快捷,范围更加广泛,这是次贷危机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期货法》立法上既要做好与《公司法》、《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的衔接,也要做好与银行、保险、证券等法律的衔接,为统一协调监管打下基矗
他还建议,《期货法》在立法过程中,一方面要扩大市场参与主体的范围,为机构投资者入市创造法律条件,进一步研究金融机构参与期货市场的问题,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有序放宽金融资金参与期货市场的限制,另一方面要研究引导和鼓励现货企业开展套期保值,在严格监管的同时降低参与套期保值的成本,更好地实现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功能,提高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刘鸿儒:大力发展场内衍生品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会会长刘鸿儒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场外衍生品过度发展所致,并不是场内市场出的问题,因此不能误读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衍生品、期货三者之间简单划等号,影响到我国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健康发展。
他表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重大冲击,但我国期货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也就是说,在金融市场,风险是难免的,但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只要监管有力、措施得当,就可以把风险降到最小限度。
“重点发展一些相对简单的、集中监管的场内基础衍生品,比如说股指期货经过两年多的精心准备,目前市场条件已经成熟,应该尽快推出。”刘鸿儒表示,要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为目标,继续推进我国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建设。严格规范场外的衍生品市场,大力推进场内衍生品发展。发展场内金融衍生品市场,有利于扩大资本市场的规模,提高效率,完善结果,增加弹性,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有利于增强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他还建议,积极研究探索国债期货等其他的场内基础金融衍生品。
周道炯:衍生产品必须服务实体经济
PECC中国金融委员会主席周道炯表示,必须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出发点,这样才能切实防范风险,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他认为,企业应当立足于风险管理的需求来正确运用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衍生产品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价格波动的背景下,锁定财务成本。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不当,就会造成巨大损失。因此要使金融衍生产品服务实体经济,首先要从企业自身做起,企业必须对金融衍生产品有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
周道炯认为,金融衍生品创新不能过于复杂。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金融衍生产品杠杆率太高,远远脱离了基本面,后台服务和监管体系又跟不上产品的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