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舶来品”，中国当代期货故事的源头，近在1987年。此前，国内期货市场业已尘封了足足35载。

    以1987年为界向前追溯，国人对于何谓期货及其功能的认识，几乎已恍若隔世，如一张白纸般苍白。

    1949年6月10日，为了打击投机商人的投机倒把行为，上海市政府正式查封上海证券大楼；1952年7月，天津证券交易所亦寿终正寝，至此，包括期货交易在内的国内证券市场步入了全面冬眠期。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雷在神州大地隆隆响起。

    正是肇始于该年，布满了阵痛、迷茫和利益纠葛，历经国家调整价格阶段、双轨制价格改革阶段和最终实行市场价格体制阶段的价格改革为国内期货业再次进入中国领导层的视野作了非常良好的铺垫。

    这亦悄然开启了国内期货业重新“入世”的痛苦涅槃的新时期。

    萌动：价格改革双轨制

    要追溯中国当代期货市场的重生历程，不得不提及当时的大背景——价格改革。

    所谓价格改革第一阶段的国家调整价格，即为相关主管部门根据测算商品的当时理论价格，得出一个数据，并按此来调整价格。依此，彼时国家先后放开了一些无关国民生计的小商品的价格。

    尽管初步的改革取得了成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然而价格不合理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而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则是，造成了调价的连锁反应，致使出现了物价结构调整型通货膨胀。

    正是在左冲右突无效的境遇下，1984年，价格改革双轨制登上了历史舞台。

    所谓双轨制，即同一种产品有两种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计划价格，超产部分则按市场供求关系定价。由此，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格局轰然坍塌。

    “双轨制走的是一条过渡性道路，它引导了价格改革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迈进，我觉得这是官学商集体智慧的结晶。”彼时，参与价格改革的期货元老、中国农业大学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常清如此评析。

    但问题亦相伴滋生。

    由于是双轨制，又因为时处短缺经济，加上流通秩序混乱，环节多、渠道少，因此，商品的市场价格出现畸高症状。这让管理层再生疑窦——什么叫市场价格，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市场价格的体系又是怎么形成的。

    于是，价格改革领导者们将好奇的目光投向了国外的市场经济国家，由此，艰巨的历史使命再次将期货市场拉入了中国改革者的考虑视野。

    此时是1987年。

    受到高层的委派，时年仅34岁的“国内期货教父”田源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同行者有现时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前副行长吴晓灵、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等)，常清则来到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分兵突进学习考察美日商品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取经归来的田源、常清等人开始认为，期货是完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形成体系的“灵丹妙药”。

    此时，美国培基证券有限公司亚太分公司(香港)副总裁杨亮瑜——国际期货市场的“传教士”——在中国政府高层的一次“布道”，则直接促使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期货市场问题列入了1988年的重点课题研究。

    回忆彼时情形，常清称，“其实，杨当时献策，我们国家应该很好地利用期货市场来为对外进出口贸易来保值，利用期货交易，使国内贸易商不要吃亏，更好地发挥我们的集中优势，计划优势——他是从这个角度，而非针对国内的价格改革来讲的。”

    与杨亮瑜异口同声、持同一观点的，还有当年在香港为中国对外贸易做期货套保的外贸部期货界元老陈宝瑛。

    来自国内外的两股建议让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于1988年2月10日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称“国研中心)主任马洪，“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特别是大陆蔬菜和猪肉，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

    这一批示，连同同年3月25日李鹏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的发言一起，标志着在中国开展期货市场研究这一崭新课题应运正式确立。

    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成立

    作为课题的具体落实者，供职国研中心主任马洪麾下的田源和常清等人认为，光靠国研中心一己之力，无疑显得势单力保

    凑巧的是，当时与国研中心遥相呼应，国家体改委正好也在做期货研究，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联合成立了一家机构，名称定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常清司职秘书长，成员包括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司长杜岩，以及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外事局和国研中心价格组部分人员。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任务主要就是负责研究方案，试点设计。

    正是这一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直接选择和促成了中国第一家期货市唱—郑州商品交易所(前身为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诞生。

    其实，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之所以能对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其背后拥有一支堪称豪华的队伍作为支撑。

    这支队伍成员包括当时的国研中心主任马洪，商业部部长胡平，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安志文等。

    但没过多久，由于商业部的直接参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扩大了。时任商业部研究所所长的张其泮(已去世)作为商业部外派人员加入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成为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

    随后，作为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研究成果，1989年由田源担纲主编，常清、杜岩和张其泮为副主编的《期货市撤一书正式由改革出版社付梓出版。其他参加撰写者均为当年参加研究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仍然奋战在期货一线且比较活跃的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彼时朱供职于商业部。

    作为国内最早研究期货市场的理论著作，《期货市撤探索建立中国期货市场以规避商品价格风险的建议终为政府高层所采纳。

    其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分别于1988年4月16日和6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并分别对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具体的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关于期货制度研究报告》。

    对此，李鹏总理作出了“同意试点，但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制订方案”的批示。

    四大争论

    随着讨论的深入，各方对于国内如何发展期货市场的争论甚嚣尘上，按当时全程参与讨论的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常清回忆，争论主要涉及四大方面。

    首先是争议试点品种。为了确定最初的试点品种，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和商业部进行座谈。但令人沮丧的是，彼时，央行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因此以不可能搞自由的期货市场为由，拒绝了田源等人的建议。

    而国家物资总局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否决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提议。其理由与人民银行大同小异：物资关系到国计民生，加入物资流通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混乱。

    商业部之所以支持期货试点，原因在于其所管的内贸是农产品，而农产品经常是今天买粮难，明天卖粮难，很多问题难以解决，价格亦是暴涨暴跌。因此只能转而求助期货市常

    确定粮食期货率先试点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寻找试点城市。

    随后，常清等人马不停蹄初步框定了四省区，即分别主张粮食期货的河南、生猪期货的四川、稻谷期货的湖北，及玉米期货的吉林。

    与此相应，这些省市纷纷根据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模式，成立了地方的“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例如河南省小组的组长是彼时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昌基。杨后来升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此即为第一项争论。

    第二个争论之处则是，中国有没有条件搞期货市常

    当时，在很多国人眼中，期货市场是市场的高级形式，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少部委研究者和学者，包括国家计委都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因为中国不是发达的市场经济。

    对此，常清撰文认为，“我觉得这不是条件，其实我觉得不成熟，主要在体制上，不是在物质条件上。期货就是市场经济中形成价格的一种方式而已。”

    第三个争论焦点则是，许多人对投机的认识存在分歧。

    国家工商总局当时认为，投机倒把是一种罪名。假如参与者要投机的话，那么工商总局随时可以抓人，如此一来，显然谁做期货，都可以被抓起来，因此搞期货市场就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最后，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力主从政策上划定，把投机的作用、实质及国内为什么要利用投机，做了一些理论说明。最终的协调结果是，在国家规定的交易所内交易，国家工商总局不抓人。

    最后一个争论涉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常

    以常清等人为代表的市场派坚持应该按照国际惯例筹建期货市场，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派观点则认为，期货市场同样应该体现中国特色，因此中国应该从现货开始起步，发展中远期合约，然后一步步走向期货；再一个就是不能有投机，都是套期保值。

    “这样的设计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有套期保值的买者，就必须要找到套期保值的卖者，那找不到怎么办？所以即使形成价格，其流动性也是很低的。因此价格表现也就是忽高忽低。”常清认为。

    争论所起到的一个客观效果就是，在当时发挥了澄清、并统一思想的作用，并为今后的试办铺平了道路。

    准期货阶段：郑州粮食批发市场

    1990年10月12日，在中国当代期货业发展史上无疑是值得书写和纪念的一个日子。

    是日，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在中国第一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全国性批发市唱—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唱—开业，总经理为河南省粮食厅副厅长李经谋。由此，中国期货的试办阶段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但外界对于批发市场的定名却抱有丝许不解，因为当初所有设计都是按照期货交易所来进行的，然后最终呈现在市场面前的却是“批发市潮。

    临时换名，凸显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一贯奉行的渐进路线。

    “当时一下子称为‘期货交易所’并不现实，为了能够长远发展，设计者才更名为‘郑州粮食批发市朝，实际的规划仍然是从现货起步，实行中远期交易，再逐步过渡到期货交易。”常清透露。

    1991年3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份小麦远期合同，新中国准期货交易正式发轫。

    随后，在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交易所开始陆续建立。

    1991年6月10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国家体改委、国研中心的支持下，在深圳成立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SME)，由时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深圳联合公司副总经理郑元亨兼任总经理。

    同月成立的还有实行会员制、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苏州物资交易所(后更名为苏州商品交易所)。

    翌年5月，由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组建的上海金属交易所则首先启用了计算机自动撮合系统，实行公开竞价买卖。

    在引入期货交易机制的批发市场和交易所规模初具的情况下，SME在1992年10月，推出了我国当代第一个期货标准化合约——特级铝期货标准合同——率先实现了由远期合同向期货交易的过渡。新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期货交易正式启航。

    随后，上海金属交易所和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等纷纷跟进，推出期货标准化合约。至此，期货市场在中国已经雏形初具。

    “大跃进”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新成立的交易所不再奉行“挂羊头，卖狗肉”，而直接冠名以期货交易所，并争先恐后地上市期货品种和期货交易。

    1993年开始，国内期货业日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面貌。

    是年5月28日，作为标志性交易市场之一的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正式更名为“郑州商品交易所”，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国内期货重镇，而总裁依然是李经谋。

    然而，由于彼时创办期货交易所非常“来钱”，而其设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