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伊始，基金经理的频繁变动成为业内焦点。这个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行业，再次面临留不住人的尴尬。好买基金研究中心统计显示，截至3月4日，已有52只公募基金调整基金经理。这一数字接近2009年同期的3倍。

　　最具轰动效应的跳槽莫过于华夏基金孙建冬的离职。在华夏，孙建冬的投资能力仅次于王亚伟，其管理的两只基金（华夏红利、华夏复兴），业绩连续几年排名靠前。华夏基金在公告中称，孙建冬离职原因为“个人原因”，而业内盛传孙建冬将奔赴私募，成立自己的私募基金。此前，华夏基金的石波、张益驰也先后转投私募，自立门户。近日一项问卷调查则显示，70%被访的公募基金经理有意转战私募。

　　对投身私募的公募基金经理而言，业绩报酬低显然是跳槽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阳光私募”独特的利益分享机制与管理费提取机制（投资者要将盈利部分的20%分给私募管理人），使私募基金经理的收入远超公募基金经理。这也导致近3年来，大量优秀投资人才从公募转投私募。

　　华夏基金公司总经理范勇宏近期在公司内刊上撰文称，除了报酬和激励之外，公募基金业竞争压力大、私募的投资形式灵活，也是投资人才转移的重要原因。

　　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原组长王连洲认为，基金业的尴尬在于，“这些在公募基金公司培育出来，本来应该为老百姓服务的基金经理，却在公司付过学费后进入私募，转为少数富裕人士理财服务。这是不公平的”。

　　从基金管理人的从业年限看，私募基金管理人远胜公募。私募基金管理人至少在5年以上，很多是10年以上，而面临人才荒的公募基金则半数是新人。王亚伟、尚志民这样仍在公募坚守的元老级人物屈指可数。即便华夏基金有王亚伟这样的明星基金经理，但由于其管理的两只基金（华夏大盘、华夏策略精选）一直封闭，多数基民也分享不到其中的“胜利果实”。

　　不仅如此，公募私募的业绩表现也呈现出较大差别。2009年，至少有12位私募基金的投资业绩超过王亚伟，最好的甚至超过王亚伟70%。由华夏回报原基金经理石波执掌的尚雅3期、4期2009年收益率分别高达132.88%、140.08%，也超过了华夏大盘（116.19%）和华夏策略精选（84.30%）。

　　事实上，公募基金经理的出走也导致了结果上的不公平。给老百姓理财的都是初出茅庐的新人，有经验、能赚钱的投资管理人才大都在为富人和高端客户服务，而后者恰恰是用基民的钱培育出来的。

　　这种现状不仅反映出基金业制度上的扭曲，也对监管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个研究课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提交了一份“关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权激励机制”的提案。谢卫表示：“作为知识和人才密集型行业，目前基金公司的股权结构并未体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他建议，可以先做股权激励试点，把对人才的重视也要反映到基金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中来。

　　从公司治理结构上看，国外基金业不乏由个人发起设立或者参股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且有限合伙制和股权激励机制的实行也较为普遍。以美国为例，久负盛名的大型基金公司Fidelity的股权结构中，家族持股49%，员工持股51%，而Invesco景顺集团中也有40%的股权为员工持有。

　　在王连洲看来，没有私人股权的资产管理公司，存在制度安排上的弊端。但反观国内，目前基金管理公司恰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由于制度弊端，大量优秀的基金经理弃公投私。这是一个困扰了基金业三年、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否则，公募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保障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监管层应该就此展开充分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与解决办法，最终目的是把优秀的投资人才留在公募，为广大基民财富增值服务。退一步讲，这样做至少能让服务于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在业绩优秀的前提下，将收入与投资业绩挂钩，例如按投资效益提成，投资水平高，投资收益就高，提取的管理费多，最终能在对应的工资收入上有所体现。

[责任编辑：kewinf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