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牵头写了一本关于政治改革的书——《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该书作者之一就是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日前，周天勇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访问中，周天勇以行政体制改革为视角，探讨了三十年改革的经验。

　 理解中国改革的关键

　　《第一财经日报》：在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你为何集中探讨行政体制改革？

　　周天勇：行政体制是理解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行政体制能够解释“中国奇迹之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相比其他国家是很迅速的，是世界瞩目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行政体制具有一定的优点。我认为，没有中国的行政体制做保障，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我国的行政体制还有不利的方面。三十年来，我们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又产生出了其他一些问题。这就要求行政体制改革。可以说，行政体制改革是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

　　行政体制既是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钥匙，又是探讨当前问题的切入点。因此，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行政体制改革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我国的行政体制有哪些优点能够解释“中国奇迹之谜”？

　　周天勇：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的体制能够集中资源，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处理一些突发事件，防范各种风险。第二，这种体制在建设大型的、跨地区的项目的时候是有效率的。比如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第三，这种强有力的体制对于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土地征用和拆迁。虽然正如我后面要谈到的，征用拆迁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用处。第四，我国的行政体制有助于鼓励地方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促进了地方的招商引资和城市建设等。

　　当然，这些优点的背后都伴随着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说，行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中国经济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解释了“中国奇迹之谜”。

　　《第一财经日报》：正如你所说，我国的行政体制也暴露了不少弊端。

　　周天勇：是这样。第一，我国的行政体制形成了高投资、高消耗的增长方式，而这种增长方式创造的就业机会偏少。第二，我国比较复杂的审批手续妨碍了民间经济活力的释放。第三，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妨碍了收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间的合理分配。第四，征地拆迁影响了相关居民的切身利益。

　　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影响了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因此，改革不合理的行政体制势在必行。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揽子方案建议。在这个方案中，行政体制改革处在什么样的地位？

　　周天勇：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几十年时间。其中，2020年以前的这一阶段根据改革侧重点的不同又可分为三个子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阶段、权力制衡机制建立阶段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阶段。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锁定在改革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的部分。比较迫切的问题是行政体制，比如行政事务分工问题，乱收费乱罚款的问题，财政预算的问题，政府开支庞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强烈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需要首先下大力气推进行政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