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为明年的宏观经济定调“积极稳健，审慎灵活”之后，更在多处用坚定的笔触表述对民生的关切和具体操作措施，以落实调结构、控通胀的目标。比如，在要求政府财政“压缩一般性支出”，厉行节约的同时，要求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突出强调改革欠帐最多的“三农”问题，“在强农惠农的思想认识只能增强不能削弱，强农惠农的政策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小”；在调整优化需求结构时，则反复强调居民“消费”——“增强消费拉动力，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更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时醒目地提出，“十二五”开局之年，要“在改善民生上要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

　　会议还明确表示，要“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继续沿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引人注目的最新表述，“要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将深化改革冠以语出系统工程专有名词的“顶层设计”，标志着中央决策层对改革走向全面深化与协调配套的系统性的决心与勇气。30多年来，经济改革一骑绝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眼下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民怨极大的腐败问题、社会公平正义与收入差距问题，都必须倚靠更广阔领域的、全面配套的社会改革来消弥，甚至这一领域的改革或将成为改革的主体性工程，使中国国民的共同富裕成为现实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如此众多的笔墨力促改革，并涉及众多经济以外的改革领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改革的顶层设计，正在一步步触及国家积弊，值得期待。

　　摘自《人民日报》

　　作者：李泓冰

　　在2010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彭森曾表示，“十二五”改革规划的战略重点包括进一步健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提高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加快推进城镇化；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形成多元参与、平等竞争的格局。

　　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所指的改革重点包括财税金融、垄断行业、要素价格和行政体制，意在扫除进一步市场化道路上的体制障碍，而这一点确实是目前改革进行不尽顺畅的关键所在。

　　财税体制改革事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间的收入比例调整，既能解决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与政绩考核“两难”的问题，又能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对解决大政府、政府主导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很重要。

　　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有可能在公共预算、财政管理、税收等方面有所突破。构建包括社会保障预算在内的全口径预算制度，有利于提高预决算透明度；基本完成省直县财政体制改革，改革转移支付制度，有利于政府实现从以经济总量为基础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转变；资源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物业税等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地方主体税种的培育，有利于调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解决资源占有者和使用者获得超额收益的问题。

　　近期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数百名国内专家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在“十二五”时期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途径中，62.99%的专家认为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红收租”最为重要。

　　“非公经济36条”从2005年2月出台到现在已经有5年的时间，有关部门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文件贯彻落实。从形式上看，民间资本进入相关领域的渠道是畅通的，但实际上困难重重，这与相关行业准入门槛被“垄断”有关系。

　　经济阻滞的环节总是环环相扣。我国过去所积累的过度依赖外部经济，内外经济失衡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可能将压力传导至汇率问题，未来人民币的合理升值可能是解决内外失衡的办法。当国际市场已不复过去的需求时，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将直接影响国内的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