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猫”转向“绿猫”
30年前,中国的改革是基于邓小平提出的“猫论”,即“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突破了我们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发动经济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当时中国的确缺“老鼠”,我们的经济总量只有3600多亿元,即便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只占世界总量比重的4.9%,明显低于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重（22%）。从人均GDP角度来看,更是位居世界后列。因此,我们把“加快发展”作为基本理念和核心目标,并且后来也的确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奇迹”。然而,我们也在不经意、不自觉之中,成为世界最大的“黑猫”。可以说,第一代“猫论”对中国也有相当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这与有关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和发展知识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极其相关。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本身）也是悖论。我们发现,从1949年以来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看,过高过快的经济增长常常是“得不偿失”的。最典型的历史教训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避免了经济上的“大折腾”,但是过高过快的增长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其代价的,出现了生态环境上的“大折腾”。例如,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从“九五”时期的8.6%提高到2001－2008年期间的10.2％,仅提高了1.6个百分点,却导致了煤炭消费、水泥消费、钢铁消费等的大幅度高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估计,2000－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27亿吨提高到70亿吨,年平均增长率为12.28％,其累计排放量为415亿吨;我们估计,2000-2008年我国煤炭累计消费量为175.6亿吨,排放二氧化碳累计308.2亿吨碳当量;一次性能源总消费量累计183.3亿吨标准煤,总排放二氧化碳累计450.4亿吨碳当量。
无论是哪一类数据都表明,这是一个典型的黑色发展模式,严重脱离了中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紧缺、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基本国情;这一发展模式也严重危及了人类发展,并成为世界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理由之一。
我们需要超越第一代“猫论”,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从“加快发展”转向“科学发展”;同样的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猫”的颜色十分重要,中国需要从世界最大的“黑猫”,转向“绿猫”。从这个意义来看,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减排契约（如哥本哈根高峰会议）给我们形成了一个“倒逼”机制,促使我们必须转型。
我们设想,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转向“科学发展”,这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规划。第一个五年（2006－2010）就是在首次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引入和强化了“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第二个五年（2011－2015）是将“十二五”规划定位为“绿色发展”规划,进一步强化绿色发展指标,特别是引入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率、森林蓄积量及碳汇能力等;第三个五年（2016－2020）制定“十三五”规划,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使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在2020年前后达到最高峰,与世界减排路线图基本一致。只有实现上述目标,我们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黑猫模式到绿猫模式。
中国2005－2020年减排目标是一个比较完整和全面的减排路线图,它包括六大目标:
第一个是节能目标。从“十一五”规划算起,每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单位GDP能耗减少20%,2005-2020年期间累计减少50%左右;
第二个是清洁能源目标。2005-2020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比例从7.7%提高到17.7%;
第三个是清洁煤炭使用目标。2010-2020年清洁煤使用比例累计提高15个百分点;
第四个是二氧化碳排放减缓排放目标。从“十二五”规划算起,每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20%,在2010年－2020年期间累计下降36%,比2005年下降40%－45%;
第五个目标是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从“十一五”规划算起,每一个五年规划期间主要污染物减少10%,2005-2020年期间累计减少1/4以上;
第六个是提高森林碳汇能力目标。从2005-2020年森林覆盖率从18.2%提高到22%,森林蓄积量累计增加13亿-15亿立方米。
如果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国际会议达成了“全球共识”、“全球契约”、“全球行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就应该与世界一起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