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的大胆实验和活跃的政策讨论，是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充满活力又能保持正确方向的两大法宝。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干部财产公示改革的推进非常困难，但目前呈现出较好的态势，一是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各种模式的实验（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市），二是党内人士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建议，并引起舆论的广泛讨论。最近，河北省政协常委、著名改革人物、曾任无极县委书记的刘日刊文建议“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应率先公示财产，就引起了一片热议。

对于干部财产公示这种全国上下都感觉麻烦、但又普遍希望解决的大难题，能提出新思路，激起社会批评和讨论，并不容易，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即使这一建议暂时不能为政策设计所吸纳，它所引起的种种批评和辩论，也可以促成更具可行性的方案出现。

从思路来看，刘日这一建议体现了“中国改革学”（已有学者建议设立这样一门学问）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局部性的实验，可以在个别地区进行，当然也可以在局部人群中试行。实验之后再进行反思、总结和评估，再决定究竟是放弃还是进一步推广。其实这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一脉相承的方法论，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最近发表的文章《关于对外开放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就指出，办法只能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后来邓小平同志则表述为“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此前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缘故，干部财产公示制度的确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建立干部财产公示等一系列廉政措施，是要让这些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这样实质性的问题在于，要切实消化掉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建立此一制度的巨大阻力。如果不能消化掉这些阻力，即使建立了干部财产公示制度，也很难真正落实，或者根据目前建立了财产公示制度的西方国家的状况来看，即使真的公开了财产，腐败也可以同样发生，即出现制度化腐败（也就是腐败合法化）的困局。

如果中国的廉政目标既包括建立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又要尽力避免出现腐败合法化的“虚假廉政”局面，就要闯出一条中国式道路。必须要看到，目前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并不太成功（例如此次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公众对腐败合法化现象极为批评，但西方政府应对乏力）。正是由于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供照搬，所以中国更加需要实验。

刘日提出的“新人新办法”很有建设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那里，施行新办法的阻力要小得多。如何真正消化改革阻力，避免腐败制度化，需要另外讨论，但就改革实验而言，“新人新办法”比个别地区实验更具有可行性。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未必比其他地区改革阻力更小，但“新人新办法”的阻力肯定比“老人新办法”要小得多。根据具体情况设立改革试验区，本身就是减少改革阻力的办法（比如沿海搞特区比内地更容易）。

另一减少改革阻力的办法，就是要对“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亦进一步推广到所有有待提拔的干部）提倡“顾全大局”。这是此前改革的成本较小的重要办法。“打破铁饭碗”十余年来下岗工人数千万，并未引起多大社会变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们相信党和政府，认可“顾全大局”的改革号召。既然工人师傅们做得到，新干部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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