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

总体来看,我国利率市场化问题提得早却行动慢,说的多却做的少,现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否则,不仅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步伐,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不合理的扭曲现象,社会融资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比如,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虽然存在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银行经营模式与现实需求不相匹配等矛盾,但根本原因却是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存在的制度弊端所造成。当中的关键因素即是我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至今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而社会资金又由其完全垄断,这就造成我国金融业发展既过度又不足的并存局面,过度的是大城市、大企业、大客户、股市、楼市等,不足的是中小企业、县域、“三农”服务等。

一旦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凸显时,社会总是把这个问题怪到银行头上横加指责。如目前突出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其主要原因明显是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即首先是企业经营中遇到市场困难,造成产供销周转不畅等,而社会却在超宽松货币信贷环境中指责银行不放贷款。据我了解,事实上银行现在正为找不到好的贷款项目、难以发放贷款而愁眉不展。

为何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显然主要就是由于我国金融行业仍然实行的垄断经营使然。因为全社会资金主要控制在银行体系中,而其价格又未实行市场化,资金市场便自然无法出清,这就制造出紧缺现象。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何是短缺经济的原因所在。此外,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十分有限又需经过层层的行政审批,更是可望而不可及,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能找银行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便把矛盾统统集中到银行的头上。

再如社会普遍关心的“三农”金融服务问题,虽然存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网络不足、管理机制僵化、服务意识落后等缺陷,但根本原因也是利率管制造成的。最近我到一些地区对这个问题进行调研,发现农村地区的贷款利率实际上很高,农信机构一般均可以达到10%以上,新兴的小额贷款公司、农民互助基金组织等民间机构更是高达15%以上,而据调查资金黑市甚至超过25%。同时,民间办金融现在变成一股新潮流,热火朝天甚至难以阻挡,而地方政府一方面倾向于支持民间融资的发展,另方面又担心像前些年那样出现金融风险以至无法控制,所以在矛盾中不知如何应对。以上情况,一方面说明农村金融服务的确不足,成本相对较高,资金相对匮乏,否则就不会有那么高的贷款利率;另方面说明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办金融确实有利可图,因为存贷款利差巨大就是丰厚的利润空间,成为一块诱人的大蛋糕。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金融尤其是存款利率管制所致——在贷款利率升高至双位数以上而存款利率仍不得提高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的资金自然变成紧缺资源,因此出现“三农”金融服务不足也就毫不奇怪了。正是由于金融及利率管制,使农村金融市场难以形成均衡的市场利率,因此社会便会出现资金及金融服务的紧缺现象。

综上,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及“三农”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根本途径就是要打破金融体系的管制与垄断,而其前提及关键就是要放开资金价格即实现利率市场化。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相信我国金融服务中存在的诸多类似难题实际上无法解决。因为利率管制看起来与一个行业的垄断并不是一回事,但实质上是密切联系的,并且是一对孪生姊妹。一般来说,价格管制是行业垄断的前提,价格管制为行业垄断提供保障;而行业垄断必然坚持价格管制,或者一个行业的价格管制必然形成这个行业的垄断行为。否则,如果价格管制破除了,那么行业垄断便难以存在。回想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放开钢材、粮食、煤炭等价格,行业垄断自然被打破了,紧缺现象也随之消失。

当然,放开利率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格,它会对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形成影响,并且直接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上总是瞻前顾后、谨小慎微,显得信心不足。我想这也许正是30年来我国尚未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的理由和原因。但此事可能并不是深不可测、高不可攀,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既然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实现的目标、做到的事情,为何惟独我国却不能呢？既然我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30多年,钢材、粮食、煤炭等许多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价格均可以放开,为何偏偏在资金价格上却止步不前呢？相信我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水平、金融机构已取得的改革与管理成果,等等,完全有能力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标志,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即实现由市场竞争主体依据市场竞争规律而形成的定价机制。惟有如此,才能说基本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具体实施起来也并不复杂,可确定一个粗略的时间表,大致是三年走三步:第一年规定银行存款利率可以最高上浮20%—30%,第二年则提高到上浮50%—60%,第三年实现完全放开;而同期贷款利率的浮动应更宽松一些,甚至也可以一步到位完全放开。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做了较好的准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条件已基本成熟,现在该到了涉险闯关的时候了。惟此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矛盾、社会中的一些扭曲现象才能够有效得以化解。

实行利率自由化,是我国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础与前提。若利率改革迟迟不能启动,那么建立市场化金融体系终将难以完成。

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

6月份全国信贷投放新增1.53万亿,上半年我国新增贷款突破7万亿元,达到7.36万亿元。长期来看无可避免地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信贷膨胀会引发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二是出现资产泡沫并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因此,要谨防信用风险和通货膨胀重现,避免投资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而随着这两个问题的来临,1-2年后必然会重启宏观调控紧缩政策,那时还会使许多投资项目因抽紧银根而陷入困境,这就带出第三个问题:已开工的投资项目难以为继,又将产生一批“烂尾楼”、“半拉子”工程等,经济发展及宏观调控出现类似1992-1993年面临的情况与问题。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政府大量投资行为所产生的问题。在前几年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时期,正是各级政府热火朝天搞建设、城乡面貌发生巨变的“火热年代”。当中的奥秘所在就是同期兴起的所谓“土地财政”,即随着中国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等现象,导致各级政府掌握的土地资源及其价格成倍猛涨,从而产生暴利,无偿地为各地经济建设筹集了大笔建设资金。但金融危机使这种状况突然中断,土地出让减少并且售价一落千丈,因此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普遍从2008年之前的“收大于支”转变为之后“入不敷出”,类似经济状况,也有一点冰火两重天的味道。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两手空空,如何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呢？于是就开始巨额发债,向银行筹措建设资金,等等。这就是今年上半年以来我国银行贷款何以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据不精确统计,在上半年我国新增的巨额贷款中,有40%以上投放到各级政府的各类平台公司中——这是目前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外贸出口严重受阻,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何以大幅增加的根源。但问题在于:过去政府依靠出让土地而获取的建设资金与现在通过举债筹得的建设资金相比,虽然表面上看并无二致,但由于其来源不同却出现了性质上的不一致,土地资金无需偿还,而举债资金,无论是发债还是银行贷款,均需还本付息,这就给地方政府的财政带来不小的风险。而一旦这种现象成风并使问题成堆时,就会演化成为一场系统性财政风险。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常常表现为一种短期行为,这是由官员的任期制、政绩考核、职务晋升机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自觉行为,并不由某个人的意志所决定。而短期行为必然带来投资上的盲目性,重复建设、无效投资、好大喜功等等在所难免。最近我听一个县级市的领导讲:在局部地区出现了以贷款多少论英雄的现象,即各地政府比着看谁的贷款多,仿佛贷款越多便显本事越大。我感到诧异,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必然会带来投资膨胀并难以抑制的局面,其后果自然会引发信用危机及通货膨胀重现等问题,那时政府不得不进行新一轮宏观调控,因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因此,在当前大干快上的一片热潮中,我们仍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放弃基本的调控与监管的要求。这就相当于我们开车踩油门,并不是越大越好,而应适当、适量。否则,不是无谓地浪费汽油,就是行车不稳,忽快忽慢,甚至出现欲速则不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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