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2008年年会，为急剧变动的中国经济开出了三味“长效药方”：
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技术创新上成为全球领导者；采取系统的、能长期提升“能源生产力”的战略并将其作为国家目标；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
国合会副主席、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任布兰德（Borge Brende）表示，在当前形势下，全世界需要一个“领头羊”，以应对经济减速的局面。
国合会委员、法国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始人及院长图比娅娜(Laurence Tubiana)也表示：“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陆续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我认为中国所做的事情完全可以影响其他国家。”
让发展战略“匹配”起来
国合会“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课题组今年编写的建议称，中国等很多国家正面临着在实现现代化、消除贫穷的同时，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和扩大出口的双重挑战，而环境的持续恶化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安全。当今，世界范围内仍没有找到一个公认的、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独特的增长方式所存在的危机是有其根源的。”课题组外方组长斯特兰奇韦（David Strangway）说，首先，中国是一个世界制造中心，为世界制造了大量商品，但污染却留在了中国；其次，中国正迈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化工时代——一个伴随着高污染的时代；第三，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曾经存在战略不匹配现象：强调经济的增长，却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他举例说，虽然中国已经引进或开发了很多先进的环保节能技术，但缺乏严格的技术管理来指导它们的生产和应用，这些技术也因此未得到充分应用。而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现在已是中国发展本土技术的重点目标，但尚没有相关的整体创新战略。
课题组中方组长、国务院参事冯之俊称，课题组建议，中国应该制定一个国家环境创新行动计划，建立环境产业研究院，建立跨学科、综合性的国家环境创新实验室。
多渠道提升“能源生产力”
国合会“能源效率和环境经济政策”课题组由国务院参事叶汝求领衔。他认为，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为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提高能效对中国来说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为减少经济的总体环境负担，可将现有的各种能源税和环境税组成的政策平台扩展成一个经济激励体系，这也能提高社会福利。
该课题组提出了“能源生产力”的概念。叶汝求解释说，这一概念意即能源政策不仅针对能源供应方，也要考虑能源需求方。
“中国应该大幅度提高能源生产力，这应该作为国家的根本目标。”课题组外方专家魏伯乐（Weizsacker）表示，长期不断地提高能源价格和相关税收，可促使技术创新朝着有利于提高能源生产力的方向发展，同时可帮助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考虑到提高能源价格的复杂性，课题组建议，中国可采用一项长期战略——由小步幅、阶段性的价格信号组成的“自动扶梯式”方案。魏伯乐说，应在几十年内，通过比较上一年平均生产力的增速，每年或以5年为周期提高相关价格或税率。
课题组认为，除了定价机制，中国的资源税、生态补偿费等政策也有待改进，其税费率应提高到合适的水平。课题组还建议新增燃油税等税种，“燃油税不仅可以促进单车燃料经济性的提高，还可以对驾车者形成强烈的经济刺激。”
“低碳经济”大势所趋
低碳经济是今年国合会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课题组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中国解决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内在要求，也能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塑造新的国家竞争优势——比如，中国在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领域已开始大规模向欧美出口。
课题组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有客观困难，包括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能源、资源消耗大；中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资源禀赋特点决定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中国短期内难以改变。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还有体制、机制障碍。”刘世锦称，如能源价格政府管理、补贴较大；企业节能减排动力不足；推进节能减排主要靠行政手段，缺乏市场化的解决方式。
但刘世锦认为，中国实施“碳战略”是大势所趋，“早发展要优于晚发展。”他说，目前国际上正处于低碳技术研发的活跃期，如果中国不能跟上这一创新的节奏，一旦这些技术进入大规模商业化阶段，中国再想追赶就很难，会重复其他产业依赖技术引进、低成本竞争的模式。
课题组建议，中国应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之一。
国合会还特别建议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要防止牺牲环保目标来换取经济增长，要防止“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行业的反弹，不折不扣地落实“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
国合会1992年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主要任务是交流、传播国际环境发展领域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环发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向中国政府领导层与各级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本届国合会主席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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