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如何有所作为？

宋晓梧指出，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国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要提高劳动报酬，就必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下功夫"，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健全集体协商机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

有的学者提出，应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量化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宋晓梧则担心，在当前政治体制下，这很可能变成行政手段强行涨工资，层层下达指标，变成政府干预企业自主权的游戏。

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正模也指出，有人提出要依靠行政手段，每年按20%的增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此来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目标。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工资管制，是政府企业市场交易行为的干预。

熊志军指出："解决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只能靠加快市场趋向的改革。如果笼统地谈收入分配，有可能造成该管的没有管住，反而把我们应该建立的市场机制管得扭曲了。"

今后，重点是消除因"制度漏出效应"造成的收入差距。30多年来，中国作为转型经济大国，十几亿人创造的财富存量和增量相当大。在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完善，巨大的财富就从制度缝隙里漏出，造成收入差距悬殊，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诸多学者指出，收入分配要公平，必须推进要素和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目前中国很多要素和资源诸如农村土地、信贷资金、水、电、气、煤等资源，至今都没有完全进入市场。抑制了农民等要素所有者获取财产性收入，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

迟福林认为，"十二五"时期，必须把"民富优先"作为战略目标，应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制定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整体方案。同时，应把行政体制改革与国有资本配置改革联动，更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建议，未来应把"政府全口径收入不超过GDP的30%，党政公务开支不超过财政收入的15%"纳入《预算法》，作为"红线"控制住。只有控制住政府收入和支出，老百姓才能有更高的收入。

倪红日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税负并不低，"十二五"期间，不能再提高，应稳定税收占GDP的比重，稳定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时，再调整财政收支的结构，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缩小收入差距。

有学者指出，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汪玉凯认为，当前，围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众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实际上存在严重冲突。为防止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必须加快行政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