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技术提升现代保险价值

2009年产险市场的规范与发展给2010年做了很好的铺垫。有几件事从一个侧面使我们重新审视保险尤其是财产保险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如，作为北京标志性建筑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工地在2009年年初发生了一场大火，过火面积10余万平方米，造成1死7伤，涉及保险金额15.32亿元。据了解，火灾系业主单位不听劝阻，执意燃放烟花所致。而同年，美国的法特瑞公司进入中国，这家公司的经营理念是“绝大多数财产损失是可以预防的”。他们相信，是“靠工程师，而不是精算师来经营保险的。”

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现代保险的价值是灾后补偿还是事前防范？有效防范风险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福祉，也是专业价值的更高层次的体现。

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不确定性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政府和社会均开始关注预期管理问题。因为，只有预期明确，社会才能够稳定，内需才能够提升。而基于财富管理的保险是稳定预期的重要工具，但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种工具作用则是财产保险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财产险市场的“零售业务”（个人业务和分散型业务）将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平安保险公司推出了“一账通”平台，为个人客户提供“资产负债表”服务，进一步强化了财富管理的理念，让我们看到了机遇和方向。

在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精细化的管理与成本管控、客户定制化的服务和经营效益之间形成一种矛盾，甚至是冲突，解决之道在于创新应用新技术。从客户服务的角度看，基于3G和移动POS技术的创新，能够向客户提供“如影随形”的服务；从产品开发的角度看，基于GPS技术的创新，能够提供“按里程付费”的车险产品；从风险管控的角度看，基于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能够使种种风险处于受控状态；从降低成本的角度看，基于远程视频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幅度降低查勘定损的成本。未来的新技术将为行业的转型提供更多实现的手段，而了解和应用技术是现代保险赢得竞争地位的关键。

模式创新将是农业险价值经营的关键。比如在能繁母猪业务开展中，人保公司与动物疫病防控中心合作，通过专用编码和档案管理系统，配合“耳标”技术，实现对疫情和承保风险的监控。国元农险公司在安徽开展了“水稻旱灾指数保险”的探索，使得天气指数保险技术进入实用阶段。

郝演苏：引进“纸黄金”和“银联”概念

保险产品创新喊了很多年，我看近几年没有新意。

2010年是管理通胀预期的一年，人人都为通胀而焦虑，人人都在寻找保值的投资产品。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银行理财的“纸黄金”引进到保险产品？比如我们的养老险产品的保额不是以“人民币元”计价，而是以“盎司”计价，保费则仍以人民币元来计算，那么今天我花了7000元买了一盎司（黄金）保额的保险产品，20年后，假设按合同保险公司给我的是1.25盎司（黄金）的养老金返还，而那时每盎司黄金计价可能是9000元人民币。这样的养老保险肯定有吸引力。

伴随着信用卡的普及，“中国银联”已成为一种消费标识和消费品牌，我们知道有银联的地方，就可以实现各种银联卡的刷卡消费。车险近几年宣传最多的概念是“全国通赔”，即在北京投保，在广州出险，只要那里有公司的网点，就可能实现就近理赔。但是如果引进“银联”的概念，有一个保险业的“保联”，只要保险公司加入“保联”网络，那么无论投保的是人保、平保太保、还是大地，有“保联”的地方就可以进行理赔，不仅会节约公司铺设网点的成本，而且会杜绝很多车险理赔的“潜规则”和不正当竞争，使价格更加透明，服务更加优质。

朱俊生：农业保险亟待长效机制

2010年，农业保险长效机制的建立比数字增长更令人期待。长效机制的建立包括：农业保险立法、完善公私合作机制、确保政策、农户、保险公司共赢；减少农业保险交易成本、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及进行费率地区差异化，此乃实现农业保险成本“减排”，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的普及率和渗透率。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虽然也掏钱参加了农业保险，但对于农业保险表现的很漠然，对保障内容、条款等知之甚少。我们认为，应尽快颁布并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使中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尽快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出台由全国人大审议的《农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农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农业保险制度更为公平合理。

根据中国地域广、自然条件迥异的特点，应该探索区域保险费率厘定与指数保险等在中国的可行性。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做更精确的风险分类与区划，进行精确的费率分区。农业险的成本降低还有赖于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为了分散农业保险的巨灾风险，要研究推动建立中央财政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实现农业保险可持续经营。保险公司与政府之间必须建立政策性再保险机制，以实现风险共担。此外，保险公司还可以购买商业再保险分散风险。

记者观察

高管腾挪背后的资本故事

无论是康典、解植春、周凝、段景泉、孙兵、杨智呈还是何志光，不管是资本的代言人，股东代表还是非资本的代言人、保险职业经理人，他们的来来往往，传言还是落座，最后的关键点在于与资本的“亲和度”。

以生命人寿为例，从2008年到2009年末，股权发生了两轮变化，董事长也换了两次，分别是李钢、张峻；总经理换了四位，分别是李政怀、李钢、俞士杰和段景泉。

熟悉生命人寿的人士有过这种说法：李钢是生命人寿的创始人，当时也是带着资本进来的，因为是资本的代言人，最早出任董事长，但后来不满另一个资本代言人李政怀的所作所为，通过资本的力量，将李政怀罢免，自己出任总经理。但在一轮股权变更后，李钢从董事会意外“出局”，连董事也没有选上。在李钢离开生命人寿后，股权的变化也直接催生了高管层的变化。

保监会文件显示，2009年1月，生命人寿的股权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更，当生命人寿深圳系股权扩大时，深圳投资人张峻出任生命人寿董事长。

2009年9月份的生命人寿股权结构又发生变更，主要以“深圳市武新裕福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增持为因。就在这轮股权变更后不久，生命人寿空降了新总经理，一两个月后，生命人寿冗长的高管名单再次发生巨变。

“职业经理人有职业经理人的伤痛，股东方也有股东方的损失。”一位保险业资深人士分析道，他不无感慨地补充：“如果遇到简单民营资本变更时，保险职业经理人利用自己的市场价值和资源，或许尚可一搏，因为民营资本会权衡职业经理人的退出是否会导致公司价值下跌；但面对另一种更为强势的资本力量，保险经理人根本无法博弈，也许只能放下自己的一切成果，另觅栖身之所。”

职业经理人的命运受制于资本的力量，这似乎是个定论。只是在保险界，资本变化的频率过快，导致经理人常常在资本之争引发的管理权变更中逡巡而不安，既要留心看股东的“脸色”，又无法按捺浮躁的心态，又何谈坚守职业的操守？

新华人寿自1996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几次控股股东的变化。2000年“东方系”进驻，代表东方集团利益的关国亮利用股东的支持成为新华人寿实际控制者；2006年关国亮事发后，新华人寿的大股东是宝钢、苏黎世保险；2007年“东方系”等民营资本渐渐退出，保险保障基金出手接盘了新华人寿的主要股权，成为过渡性的控股股东；2009年11月，中央汇金宣布控股新华人寿38.815%股权，保险保障基金将所持有的新华人寿股份一次性整体转让给中央汇金公司，宝钢失去新华人寿第一大股东位置，国有资本汇金公司控股新华人寿，随后即空降新任董事长康典，孙兵辞别新华人寿。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11月28日，当新华人寿宣布新的董事会成立，新董事长已顺利选举出来。保监会主要部门的人士还在询问：谁是你们的新董事长，他是谁？

新华人寿和生命人寿之间的高管腾挪，演绎着资本的绝对话语权。这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的案例。

[责任编辑：Jackxiao]